「君主论」

书中探讨了不同类型君主国的建立与治理策略，分析了世袭君主国、混合型君主国、公民君主国和教会君主国的特征及其治理方法。
书中还详细讨论了君主在军事、名声和治理方面的策略，强调了军队类型、君主品行、名声积累的重要性，以及与大臣的关系。

马基雅维利的生平活脱儿就是运气无常的写照，而“运气”在他那个时代，通常被拟人化为女性—而且是没有定性的女人。这个观念是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反映在他的人生观和政治思想里。

我穿得体体面面，进入作古已久的统治者的宫廷。在那里，我受到热烈的欢迎，只靠我觉得养生而且生来就是要细细品味的粮食维生。

不再害怕贫穷，死亡也吓不倒我。风风雨雨俱往矣，我安然无恙。

哪怕1518年杀青的《论李维罗马史》表明马基雅维利个人偏好的政府形态是共和体制。

由于运气的垂顾，结局皆大欢喜：老夫相信传宗接代有望，少妻有机会享受鱼水之欢，满口荒唐言的登徒子如愿以偿，修士赚到外快，丈母娘不必为女儿的后半生操心。马基雅维利挖苦基督教之余，也写出他观察人情世故的实证观点。

他在第十五章写道：“许多作家想象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实际如何生活和应当如何生活这两者有天壤之别。为了研究事情应当怎么做而无视于事情实际上怎么做，这样的人救不了自己，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我这就撇下跟凭空想象的君主有关的话题，只讨论现实世界的君主。”

统治者是否能在成功和道德之间取得妥协？毕竟没有不腐化的权力。

他“发现”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指出政治是一门艺术，诀窍在于扮演角色，因此“发明”现代政治学，寻求与道德无关的现实主义。

话又说回来，在弱肉强食的权力场域，要求负责维持秩序、保护猴群安全的猴王讲信修睦不是天方夜谭吗？

就算是坏事，如果不做会很难维持自己的政权，那就应该毅然决然地去做，不要担心坏名声招来别人的谴责。

甚至在第十八章，说君主“如果可能的话，他不应该忽视德行，但是必要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如何为非作歹”。

《尚书》有这么一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舜告诫大禹，人心危险难测，道心幽微难明，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实践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

如果能够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世界落实“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样的理想境界，当然很好。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实证精神无法一厢情愿地拥抱不切实际的说词或修辞，所以像“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样的门面话只好当作“无稽之言勿听”

马基雅维利引人不安，这跟他开门见山的笔法和出奇冷静的笔调有关。他习惯举出实证，借以拈出有如格言的通则。

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政府的所作所为对老百姓有好处，马基雅维利并不例外，不同之处在于他明白政府通常不得不牺牲老百姓的利益—用我们熟悉的措词来说，他明白“政府是必要之恶”的必要性。
中国人对于圣明君主的幻想。

与其说是在于书中陈述的政治理论，不如说是在于作者披露或表达观察世界的一个特定方式。

马基雅维利使我们了解到采取去道德化的观点所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景象。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听到这些利益和道德之辩是怎么想的？

《君主论》反映时代的趋势，如哥白尼探究未知的领域，虽然一个是天文领域，另一个是政治领域；如达·芬奇解剖现实，虽然一个是（基督教观念中）上帝创造的身体，另一个是人类创造的政体。
智人的叙事。

因此，既然有心向殿下表明区区赤忱，倾我所有之物，最可珍惜者莫过于长期从政襄赞国务又积年累月钻研史籍，殚精竭虑琢磨伟人事迹之心得，如今汇编成册，书虽薄却无损于至意诚心，谨此敬呈于殿下。

世袭的君主比较没有理由也比较没有必要伤害百姓，因此自然比较受百姓爱戴。毕竟长期而且持续的统治使得变革的记忆和原因遭人淡忘，因为每一次变革都是为另一次变革铺设坦途。
设百官如家奴，视国库如私产，以一人之心夺万民之心，无一举与民休养生息。以致上奢下贪，耗尽民财，天下不治，民生困苦。

人总是喜欢更换东家，希望因此受到更好的待遇，这样的信念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统治者，殊不知这根本是自欺，因为经验证实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

占领并希望保有这些地方的人必须牢记两件事情：第一，旧君主的族人必须斩草除根；第二，法律和赋税不做改变。这样一来，新政权和旧领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水乳交融成为一体。

最好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占领者亲自坐镇占领地，这样统治权才能稳固而持久。

就是因为人在现场，乱事初起即可迅雷不及掩耳加以平定，否则听到动乱的消息时已经事态严重，根本来不及亡羊补牢。此外，有君主坐镇，官员不至于豪夺强取，平民也乐意就近求助于君主。

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是，在占领地选择一个或两个关键地区建立殖民地。除非做到这一点，否则占领者势必要维持相当数量的步兵和骑兵。

这个办法只伤害到田地和房屋被征收给殖民者的原住民，因此受害的毕竟是少数人，又都是散居的穷人，他们永远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绝无可能构成威胁。

对待被征服的人，不是安抚就是歼灭，因为人受到轻微的伤害会寻求报复，受到重大的伤害就算想报复也无能为力。所以说，害人就要害到底，以杜绝后患。

所以说，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国防政策都根本没用，殖民才是最有效的政策。

如果君主占领的地方在前面提到的各方面都跟自己的国家不一样，那么他应该使自己成为势力较小的邻邦的领袖和保护者，并且尽可能削弱势力较大的邻邦，还应该步步为营，阻止旗鼓相当的势力进入邻近地区，因为外国势力有机会长驱直入往往是由于有人出于野心或恐惧而对统治者心生不满

势力强大的外国人一进入某个地区，地方上较小的势力因为嫉恨统治他们的权力而无不竞相攀附，因此入侵者能够轻易笼络那些小势力，因为他们一个个迫不及待要自愿归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罗马人诸如此类的事例为所有明智的君主立下榜样：君主不只是要对眼前的困难明察秋毫，而且还要未雨绸缪；只有深谋远虑才可能做到防微杜渐。如果因循苟且，养痈遗患，到时候会落得无可救药的下场。

所以说，路易十二犯了五个错误：他摧毁较弱的势力；他使一个强大的势力更为壮大；他带来强大的外国势力；他自己没有在当地驻扎；他没有建立殖民地。

壮大别人的势力终究导致自己的灭亡，因为那样的势力无非源于狡猾或武力，可是势力已经坐大的人对狡猾和武力会有戒心。

我们所知道的君主国，不外有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君主高高在上，朝臣是他的仆人，经由他的恩准帮助他治理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贵族共同治理，贵族的地位不是君主的恩赐，而是来自身世血统。

任谁占领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邦却不加以摧毁，都早晚会被那个城邦给摧毁，因为那样的城邦总是会以自由的精神和传统的制度为名揭竿起义，时间的推移或利益的赏赐都无法消除他们的集体记忆。

可是习惯于君主统治的城邦或地区，一旦统治的家族灭绝，一方面因为服从惯了，另一方面因为失去旧君主又无法自行推选新的君主，也还不知道如何过自由的生活，因此不会轻易揭竿而起，这使得征服者很容易争取到民心，进而得到他们的支持。

但是，在共和国里头，活力充沛得多，积怨更深，而且复仇的欲望更强烈，缅怀古老的自由使得他们既不会也不能平静下来甘于顺从，所以最稳当的方法是把他们消灭，不然就是征服者亲自驻守。

智虑周全的人总应该用心追随伟人的脚步，模仿最出类拔萃的那些人，这样即使能力无法跟他们相提并论，至少可以受到熏陶。

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有敌意的一方逮到机会发动攻势，他们就热血澎湃地群起围攻，采取守势的一方却总是三心二意，和君主的处境一样岌岌可危。

民众天生反复无常，说服他们容易，要他们坚定信念可就难了。因此一定要未雨绸缪，一旦他们信心动摇，有武力就可以迫使他们坚定信念。

他费了很大的心力才获取王位，却轻轻松松安享王位。

只凭机运就从平民登上君主之位的人，平步青云不费太多心力，保持君主之位却煞费苦心。因为是一步登天，没有障碍，可是登上极位之后，所有的困难接踵而来。

这一类君主能保住王位完全仰赖提拔他们的人的好意和运气，可是意愿和运气同样既不确定又不可靠。

因为除非是天纵英才，出身平民的人不懂统治之道是理所当然；说他们没有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忠实可靠的武力。

发现统治当地的贵族都是无能之辈，心思都放在如何掠夺自己的属民，而不是妥善地管理，

回顾公爵的所作所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相反，我确信他提供了一个典范，凡是借由机运和别人的武力攀登权力阶梯的人都应该效法。他有过人的勇气和远大的抱负，除这条路以外没别的选择。

所以说，不管什么人，在新获得的王国只要认定有必要保护自己不受敌人侵略，有必要笼络朋友，有必要征服邻邦，无论通过武力或诈术，有必要使自己受到民众的爱戴和畏惧，有必要赢得士兵的敬重和效忠，有必要处死可能对他造成伤害的那些人，有必要改革旧制度，有必要恩威并济，有必要宽大为怀，有必要另建新军取代存有异心的部队，有必要在结交国王和君主时讲究手段使他们必定乐意帮助你却不敢贸然得罪你—像这样的人不可能找到比瓦伦蒂诺公爵的所作所为更值得效法的榜样。

如果有谁相信新的利益会使位高权重的人忘记旧恨宿怨，那是自欺。所以说，公爵在这次的教皇选举中犯了错，这个错误导致他最后一败涂地。

这两个方法，一个是使用邪恶奸诈的手段登上君主之位，另一个是在自己的母城得到同胞的拥戴而成为君主。

他这个人是制陶工人的儿子，作恶多端，可是他的邪恶搭配体力和毅力，竟使得他的军旅生涯平步青云，成为叙拉古的行政长官。一攀上那样的高位，他决心成为君主，而且打算依靠暴力达到目标，根本不考虑自己肩负多少大家的信任。

有头有脸的人都死了，他在全体公民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掌握叙拉古这个城市的统治权。

就算是这样，杀害同胞、出卖朋友、缺乏诚信、不懂得慈悲怜悯、缺乏宗教信仰，生而为人走到这样的地步根本谈不上智谋。

采取这样的手段可以得到权力，却没有荣耀可言。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他的成功归因于运气或才能，因为他既没有运气可以掌握，也没有才能可以发挥。

因此，侵害事件应该以一次为限，因为民众越少品尝痛苦的滋味，反感自然越少。相反地，施惠则应该细水长流，好让民众彻底品味。

因为一旦为形势所逼，不得不采取行动时，你身处逆境根本来不及采取严厉的措施，温和的措施也不会带给你好处，因为大家会认为你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不会感谢你。

这样的政体可以成为公民君主国，其政权的取得既不完全仰赖才能，也不完全仰赖运气，而是带有幸运成分的精明。这样的君权要不是由于人民的拥戴，就是由于贵族的拥戴。

进一步来说，要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公平满足贵族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事，要满足民众的要求却办得到，因为他们的目标比贵族的合乎正义：贵族要的是压迫平民，平民要的却只是不受贵族压迫。

因为民众原本以为君主会欺压他们，如今不但没有欺压反而善待他们，自然格外感激，倾心拥戴的程度甚至会超过受到民众支持而成为君主的人。

但是我断言，君主一定要和民众维持友好的关系，否则面临逆境时会孤立无援。

政权的取得则不外凭借能力或机运，政权的维系却不需要能力和机运，而是仰赖源远流长的制度与信仰。

教皇利奥陛下既已明白教皇一职掌握的权力非常可观，那么衷心寄望他在前任教皇仰赖武力所奠定的基础上，凭借善良以及其他无数的美德把教皇的职权发扬光大，以博得世人更高的崇敬。

明智的人总是秉持这样的信念：“最不可靠又最不堪一击的莫过于没有实力做后盾而徒拥虚名或虚张声势。”

君主应该专心致力于军事建制和组训，以免为了其他的目标而分神。因为只有战争的艺术是统帅非精通不可的专业，而且这一项专业功效可观，不只是足以保障继承大位的君主，更是平民攀登大位常走的快捷方式。

可见军事应该是君主念兹在兹的要务，在承平时就应该用心钻研，不能等到战争爆发才临时抱佛脚。这方面有两个方法可以实行：一个是实地演练，另一个是心智锻炼。

至于锻炼心智，君主应该读史，从史书研究杰出人士的作为，观察他们在战争中的一举一动，研究他们获胜和败北的原因，以便模仿前者而避免后者。

明智的君主应该遵从这些方法，在平时也绝不怠惰。他应该时时奋勉，勤加利用时间，以便身处逆境时能有用武之地，运气不顺时也能应付自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的人慷慨，有的人“悲惨”（我用的是托斯卡纳人的措词，把用尽手段取得自己没有的东西说成“小气”，把过度舍不得享受自己拥有的东西说成“悲惨”）；

我知道大家都会承认，君主最可称道的是拥有前面列举的那些特质当中被认为好的那一些，然而受限于人类本身的条件，品性该有尽有或行为尽善尽美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沾染可能危及政权的恶名。如果做不到，放纵一下也没关系。

归根究底不难发现，有些事情看来是美德，化为行动却带来毁灭；也有些事情看来是邪恶，化为行动却能保障君主的安全和百姓的福祉。
必要之恶

然而，君主要使自己受人畏惧应该讲究技巧，就像我现在要说的。即使争取不到民众的爱，至少应该避免招惹他们怨恨。使人畏惧的同时不要招来怨恨，这是办得到的，只要不觊觎百姓的财物和妻女就行了。

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忘记父亲的死亡容易，忘记继承的遗产不容易。

关于受爱戴和受畏惧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既然民众爱戴君主是出于民众的意志，君主无法操之在我，民众畏惧君主的关键却在于君主本人的意志，他自己能够做得了主，因此明智的君主应当唯自己的意志马首是瞻，不能仰赖别人的意志，只要竭力避免民怨就是了，如同前面说过的。

大家都知道，君主信守诺言而且为人正直不耍诈是多么值得称道的事。然而，环顾当今之世，我们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君主，一个个不把守信当一回事，而且善于使用狡诈的手段愚弄世人，就这样征服讲究诚信的人。

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老师，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君主有必要善用两种天性，只得其一成不了气候。

因此一旦违反自己的利益或是当初承诺的理由消失时，明智的君主既不能也不应该信守诺言。如果每一个人都善良，这一句座右铭就不管用了。

君主永远不会欠缺正当的理由粉饰自己背信弃义的行为。只要看看有多少条约变成废纸，又有多少承诺变成空言，都是由于君主口是心非，就可以明白了。最善于模仿狐狸的人总是最成功。

不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晓得如何漂漂亮亮地掩饰兽性，做个伟大的说谎人和伪君子。人都很天真，只顾虑到眼前的需求，竟使得骗子永远找得到心甘情愿被骗的人。

我甚至敢大胆这么说：具备那些特质，还随时随地身体力行，一定害到自己；反过来，让人家觉得拥有那一切特质却非常有用，比如，让人家觉得慈悲为怀、忠实可靠、讲究人道、正直、有虔诚的信仰，而且使人相信会身体力行。
牧羊人和羊群。

如果可能的话，他不应该忽视德行，但是必要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如何为非作歹。

每个人都看到你表现出来的样子，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察觉你的真面目，那少数人也不敢跟大多数人唱反调，因为他们有政权的最高当局当靠山。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考虑最后的结果，君主更不在话下，因为没有人能够裁决他的所作所为。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荀子

所以，君主大可放手去争取或维系政权，大家会异口同声说他采取的手段是正直的而且值得赞美，因为泛泛之辈总是被表象及结果牵着鼻子走。放眼世间无非是泛泛之辈，那些占大多数的人有立足之处的时候，少数人不会有容身之地。我们这时代有个君主，他的名字还是不说出来的好，他开口闭口都是和平与诚信，所作所为却处处跟和平与诚信背道而驰。如果他用实际的行动拥护和平且奉行诚信，他的政权或声誉老早就荡然无存了。
自会有大儒替我美化擦屁股，并教化以愚黥首。

君主受人鄙视无非是因为被人看穿心思，大家相信他见异思迁、轻率肤浅、软弱、胆怯、优柔寡断。君主应该小心翼翼，像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些印象深入人心，竭力确保自己的所作所为展现高贵、勇敢、坚毅。至于他和臣民之间的私务，务必秉持决断既出驷马难追的气势，而且维持这样的声誉，使别人想都不敢想对他欺瞒或耍弄。

他知道出卖你一定有好处，追随你却是危机四伏步步惊心，明知实情如此还对你力挺到底，显然，他如果不是非常难得的朋友，就是君主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的结论是，君主只要博得人民的好感，没必要在乎阴谋事件；可是，如果人民怨恨他，对他有敌意，那他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得提心吊胆。治理完善的国家和明智的君主总是全力避免把贵族逼到走投无路，同时竭力满足平民的需求，使他们心满意足—这是君主最重要的本分。
如何博得人民的好感——对人民好点。

由此得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君主应该把不得民心的工作委派给别人，讨人欢喜的事情则保留给自己。我再做个总结：君主应该尊重贵族，可是千万别招惹民众怨恨。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好的作为和坏的作为同样会招来怨恨。因此，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君主如果想要维系政权，往往不得不放弃理想。

因此我想花点篇幅说明他如何师法狐狸和狮子。这两种动物的天性，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君主非模仿不可。

这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有人下定决心放手一搏，君主就难逃一死，因为只要把生死置之度外，任何人都有办法下手得逞。可是君主没必要太担心那种人，因为那种人难得一见。他只要小心避免过度伤害日常生活中在身边伺候他以及公务上常相左右的那些人就行了。
匹夫一怒，血溅三尺。

如果说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言，讨好军人比较重要，因为军人的力量比较大，那么对当今所有的君主来说，除了土耳其和苏丹，讨好人民比讨好军人更重要，因为人民的力量比较大。
制衡的艺术

为了保障政权的安稳，有的君主解除国民的武装，有的把统辖的领土分割，有的煽动他们彼此敌对，有的对掌权之初被怀疑有异心的人施以笼络，有的兴建城堡，有的则将城堡拆毁。

此外，这种措施意味着君主软弱：强大的政府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分裂，因为分裂措施只在和平时期管用，方便君主管理他的臣民，可是一旦战争来临，此一政策之不可靠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许多人认为明智的君主应该把握机会，耍些手段制造敌人，然后加以制服，为自己的声望锦上添花。

对新政权怀有敌意的人，为了自保而需要靠山，那些人总是君主最容易争取到手的人，而且他们知道需要靠后续的表现改变君主对他们的坏印象，自然更会尽心效忠。

如果获得新领地是得到当地人的支持，一定要好好考虑那些人的动机。

就会明白对旧政权感到满意因此起初与他为敌的人比较容易交心，反而是因为对旧政权感到不满而帮助他占领该地的人难以相处。

这个问题可以大而化之地这么说：君主如果认定自己的人民比外国人更可怕，那就应该建堡垒；如果认定外国人比自己的人民更可怕，那就不应该建堡垒。

所以说，不惹民怨就是拥有最可靠的堡垒。

把这些事情全面考虑的结果是，我认为兴建堡垒和不建堡垒同样值得称赞，但是我谴责依赖堡垒却忽视民怨的人。

君主受到世人的敬重莫过于透过雄图霸略展现过人的才能。

此外，为了实现更宏伟的计划，他一再假借宗教的名义，以虔诚作幌子遂行残暴的措施，

他一招接一招出手，迅雷使人不及掩耳，根本不留时间让人有反对的机会。

敌友分明，毫不犹豫地表现所爱与所恨，这样的君主也会受人尊敬。比起保持中立，立场鲜明的作风有利多了，个中道理说明如下。

你再也不可能期望有人会保卫或庇护你，毕竟胜利者不会想要结交不愿意拔刀相助的可疑朋友，战败的一方不会庇护你则是因为你不愿意跟他有难同当。

如果你支持的一方获胜，即使他势力强大，你不得不看他的脸色，他对你也至少有道义上的责任，你们之间就有了交情；人绝不会那么无耻，竟然用这样忘恩负义的手段压迫你。

必须注意的是，君主千万不要为了攻击别国而跟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除非形势所逼，

千万不要异想天开，以为有可靠稳当的结盟策略。倒是应该明白，任何结盟都有风险，因为世事常理本来就是这样，躲过一难免不了遭遇另外一难。智虑说穿了不过就是有能力分辨种种不同的难处，然后选择为害最少的一种。

让所有的人都乐于兴利增产而不用担心财产被掠夺，乐于创业而不用担心赋税过重。君主更应该奖励积极从事兴利、增产、创业或各行各业有志于增进城邦或国家利益的那些人。

偶尔参加他们的活动，展现亲民与宽厚的一面，但永远维持该有的尊严和威仪，这一点千万不能草率。

君主选任大臣不是小事：他们是否为良臣，取决于君主是否知人善任。我们判断主人的智力，初步的印象就是来自观察他身边的人。

但是，如果他身边的人庸碌无能或见利思迁，我们对他印象不好总是不会错，因为他犯的第一大错就是用人不当。

到人的才智，不外三种：一种是本身具有理解的能力；另一种是能够明辨别人的理解；第三种是本身没有理解的能力，又无法受益于别人的理解。第一种人最优秀，第二种人杰出，第三种人没用。

可是，君主如何辨识大臣的好坏呢？这里有个屡试不爽的办法：凡事只想到自己却很少想到君主，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种人不会成为好的大臣，你永远不能信任，因为他掌握别人托付的权力，就不应该只考虑自己，而是应该处处为君主着想、念兹在兹的唯有君主的利益。

只要双方谨守君臣之义，彼此自然诚信以待。如若不然，结果将会互蒙其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防范谄媚只有一个方法：让人们明白，对你说真话并不会得罪你；然而，一旦人人都对你说真话，你就得不到普遍的尊重了。

但是，君主询问他们的意见应该巨细靡遗，并且仔细聆听，深思熟虑之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除了这些人以外，他不应该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应该坚持下了决定就贯彻到底。不这么做的君主，要不是因奉承话而受害，就是因朝三暮四而举棋不定，让人家瞧不起。

所以，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忠言嘉谟，不论是谁提出来的，必定源自君主的智慧，而不是君主的智慧源自忠言嘉谟。

甚至还寄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欺压之后，会义愤填膺地召唤他们回来复位。

只有仰赖自己和自己的本事才是可靠、稳当又持久的办法。

没有人明智到晓得如何顺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一来是因为人不可能偏离天性的制约，二来是因为一条路走顺了就不可能说服自己改弦易辙。

有件事我确信不疑：刚猛胜于谨慎，因为运气是女性，要制服她就必须打击她。看得出来，她宁可这样被人征服，对于慢条斯理冷淡无情的求欢反而没兴趣。身为女性，她总是对活力充沛的年轻人友善，因为年轻人比较不会瞻前顾后，比较有冲劲，使唤她时更勇猛。

就像我说过的，为了显现摩西的能力，有必要让犹太子民在埃及当奴隶；为了展现居鲁士宽宏的气度，有必要让波斯人受米底人欺压；为了表现忒修斯的杰出，有必要让雅典人流离失所—如果是这样，那么同样的道理，为了在这个时代体现意大利精神的伟大，有必要让意大利沦落到目前的处境，受人奴役超过犹太人，受人欺压超过波斯人，流离失所超过雅典人，没有领袖，没有秩序，任人打击、掠夺、割据、横冲直撞，忍受各式各样的劫难。

“不发动战争就日暮途穷的时候，战争是正义之战；不拿起武器就走投无路的时候，武器是神圣之器。”此时此地有的是豪情壮志；只要效法我提到的楷模，豪情壮志所在必然天下无难事。更何况，我们都明白上帝行使过前所未闻的奇迹：劈分海水，引导云柱指示前途，岩石喷涌清水，天降吗哪，凡此一切无不是为了促成殿下功成名就。接下来唯有操之在己，舍殿下则无人能代劳。上帝无意于事必躬亲，因为那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并折损该我们拥有的荣耀。

对名望蒸蒸日上的人来说，最大的荣耀莫过于创制新的法律和建立新的制度。只要为新法律和新制度奠定稳固的根基，又提出宏伟的蓝图，不受人尊敬与爱戴也难。